我的父亲母亲

龚向阳


2014-08-25 09:48 【字号 大 中 小】【论坛】【打印】【关闭

 

我有两个父亲,两个母亲:一个生父,一个养父,一个生母,一个养母。上面的老照片是养父母年轻时的影像,左边这张中间是我奶奶,站在奶奶两旁的是我养父养母,我要讲的就是他俩的故事。

听父母讲,他们很早就成了亲。那时父亲不到15岁,还在读私塾,17岁的母亲是坐着花轿进的我父亲家,不到半年,日本鬼子便占领了我家所在那座叫永丰的古镇及大片湘中的大好河山。爷爷的家原本在离镇子八里外的乡下,他六岁死了爹,很小就给地主家放牛,挑脚炭,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从小又患了一场大病,没钱医治,成了鸵背,留下了终身残疾。爷爷虽然是个残疾,又没进过学堂门,却勤劳发奋,靠借来的一斗豆子和两吊铜钱起家,在镇上摆起豆腐摊,后来租店开起了豆腐作坊,再后来又买下了门店,娶妻生子。

父亲天资聪慧,自幼受爷爷奶奶宠爱,七八岁时就被送进私塾读书,没读过书的爷爷奶奶把希望寄托在父亲身上。父亲到了十三、四岁便写得一手好字,还会吟诗作联,深得先生喜爱,父亲的先生姓朱,是当地一名乡绅,凡地主及大户人家有红白喜事,都要请朱先生去主事,朱先生常常将父亲带上,让出身寒门的父亲既开了眼界,也长了学识。父亲到了十六、七岁,正是兵荒马乱的岁月,爷爷说,这年头多读书也不一定有出息,还是帮家多干点活吧。这时爷爷的豆腐店在永丰街上已有了些名气,生意好,但为了多挣钱,每天都要多磨几桌豆腐,叫父亲早晨上学前和下午放学后挑出去卖。这活以前是伯伯干的,后来,伯伯外出谋生,投靠了廖耀湘的抗日队伍,部队改编成远征军后赴缅甸作战。伯伯没读多少书,但一身豪气,打仗勇敢,不到两年就当了排长,1942年在著名的同古战役中阵亡。

十年寒窗的父亲当然不会甘心就这样去叫卖豆腐。这时,离家不远的李家祠堂(今永丰二完小)正在创办新学,成立了“求是补习中学”。校长李印霞(又名李中),早年与蔡和森一道去长沙考入省立一师范,在长沙求学期间,常与毛泽东、蔡和森等进步青年一起探求救国救民之路,毕业后去了上海,与陈独秀等人筹备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毛译东去上海拜访陈独秀,便是通过李印霞介绍认识的,后来李印霞还成了毛译东的“救命菩萨”。大革命失败后,李印霞隐匿身份,潜回家乡,先后在石牛、永丰从事平民教育。在父亲的恳求下,爷爷同意他进李印霞的“求是补习中学”改读新学。

从此,父亲走进了一个崭新的知识殿堂,在这里,他学的不再是私塾里的四书五经,第一次接触了物理、化学、国文、英语,还有体育、绘画等课目,由于勤奋好学,父亲很快又成了李印霞的一名得意门生。父亲及全家人亲切地称李印霞为“印霞先生”,独居学校的他也常来父亲家串串门。

父亲过了17岁,爷爷不再送他读书。父亲便去乡湘县城投靠一个替人告状打官司的远房叔叔,帮他抄写状子,数月后,因得罪了远房叔叔那游手好闲的儿子,便回了家。过了些日子,在国民党军队当团长的永丰一个帮会头子的儿子在辽沈战役中溃败后潜回家乡,奉命成立“交警教导第二总队四大队”,自任“大队长”。为了谋生,经人介绍,父亲入队担任“少尉司书”。三个月后,队伍在“大队长”率领下赶浙江“整训”,到达江西上尧时遇上刚打过长江的南下大军后,顿时作鸟兽散,各自逃命。父亲被解放军盘查收留,编入俘虏队学习,并动员他参军,因想家,十来天后,父亲领到解放军开的路条和发的一块银元后,历尽千辛万苦,走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家里。父亲回来后,又天天挑豆腐出去叫卖。


 

1949年10月上旬衡宝战役结束,永丰解放。中下旬的一天,印霞先生来家串门时,向父亲谈到了毛主席、共产党和解放军,最后他郑重地说:你也看到了,这么多解放军扎在街上,你家也住了十多人,都是睡门板、吃干粮,没拿过百姓一粒米、一滴油,自古以来哪有过这样秋毫不犯的仁义之师啊!你们这代人,碰上了好朝代。楚良,青年人,要想干大事,投共产党、解放军去吧!父亲这才知道自己的先生原来早年还曾经参加过共产党的创建工作。父亲听了印霞先生的话,又想到半年前在江西遇到解放军后受到的待遇,便向家里提出要参加解放军,爷爷奶奶和母亲都不同意,父亲毕竟是家中的独子啊!


 

一个月后的一个夜晚,父亲和另一个姓李的同学瞒着家里,连夜徒步赶往近百里外的湘乡县城,第二天报考解放军四野46军军政干部学校,双双被录取。这样,年仅19岁的父亲走进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半年后,父亲军校毕业,被分配到136师408团任文化教员。此后,父亲先后参加了湘西剿匪、汕头驻防和抗美援朝,被评小功、嘉奖多次,立三等功一次。

父亲因表现好,又有文化,在汕头驻防时,曾被选送到师教导队政治队学习一年,作为政工干部培养。学习期间碰上部队“肃反审干”,父亲向组织说出了曾做了三个多月“伪交警”的经历,虽然父亲反复说明那是一群既无武装又无服装的10多名青年学生,但是由于队伍是国民党军统正式番号,父亲便脱离不了参加“国军”的干系,教导队学习结束后,不仅没当上政工干部,连入党也泡了汤。

 

父亲参军后,爷爷奶奶和母亲继续经营着家中的豆腐店。母亲同时还积极投入到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工作中,土地改革、清匪反霸、农业合作化等运动都留下了母亲的身影,出席了全县首次先进模范表彰会。1954年春,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被选为和塘街妇女主任、永丰镇人民委员会委员、县人民法院陪审员,还填了干部履历表,被镇党委作为镇后备干部培养。此时,正据守在朝鲜战场三八线上的父亲已经是一名通信技术干部,团部无线排副排长,组织又重新考虑他的入党问题。正在父亲母亲一心为新中国努力工作时,爷爷奶奶深怕战争又夺去唯一另一个儿子,时常让母亲写信给父亲,叫他退伍回家,父亲写信回家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再说朝鲜现已停战,请双亲大人不必挂念,儿愿继续为国效力。但爷爷奶奶只知道自古当兵吃粮就要打仗,加上自己都是年愈花甲的人了,儿媳妇上门也整整十年了,还没抱上孙子,还是执意要父亲回来,见写信没效果,爷爷便要奶奶和母亲上朝鲜游说父亲回家。镇上很快知道了母亲要上朝鲜探亲的消息,多次来人劝阻,最后一次是镇党委书记带着妻子和派出所长来家里劝导,他们对母亲说,抗美援朝还没真正结束,前线很紧张,你们一去会给部队增添很多麻烦,加上你又是共产党员、街道干部,也会影响自己的工作。结果母亲还是拗不过爷爷奶奶,第二天,母亲领着奶奶带上家里产的豆腐干、辣酱,踏上了北上探亲的旅途。

经过好些天的车船劳顿,刚过了新中国的第五个国庆节,母亲和奶奶来到了与朝鲜一江之隔的安东(今丹东)市,46军留守处军属接待所热情地将她们安顿下来,并打电话通知了前线的父亲,部队批了父亲一个月的的假,父亲在安东陪母亲和奶奶度过了他投笔从戎来五年里远离硝烟的一个月。父亲领着母亲奶奶到市内的一家照相馆照了这张照片,照相前,父亲给母亲和奶奶戴上自己的抗美援朝纪念章。


 

从安东回来后,尽管母亲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组织上还是改变了对她的看法,提干的事没有了结果。在后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母亲积极带头入社,担任和平蔬菜合作社副社长,由街道干部变成了菜农。父亲也在家里的一再催促下,也在第二年向部队提出了退伍申请,于1955年6月复员回家,不久被县民政科安排到县邮电局,从事农村电话工作。解放初期的电话通信一片空白,曾经多次冒着敌人炮火为指挥所和前沿阵地架设、抢修电话线的父亲这时又全心身地投入到了家乡的电信工作中。

这时,父母仍然没有孩子。母亲和生母是亲姐妹,生母怀上我后便对母亲说:姐姐,你就别等了,我又有了,不管是男是女,这个就给你了。

上世纪60年代,我出生在一个叫娘娘殿的小山村。这是一个贫瘠而美丽的山村,它背靠高山,一条不知名的小河从村前绕过,一条青石板路穿过村庄和村头那座古老的石拱桥,通向远方。刚刚断奶的我被舅舅抱到了县城母亲家,在和塘街长大成人。我十岁那年,生母病逝,生母刚上山,生父便望着一贫如洗的家对父亲母亲说:二哥,姐姐,这几个小孩子我怎么养得活呀!你们就还带一个吧。这时我上面有一个19岁的哥哥,下有三个分别为八岁、六岁和两岁的妹妹。按娘娘殿乡亲们的话说,我过继给大娘,是从糠箩里跳进了米箩里,其实我家仅靠父亲每月50多元的工资生活,80多岁的爷爷又中风瘫痪在床,家境并不宽裕。父母经过商量还是收养了我那快两岁了还不会讲话的妹妹,开始一两年也给我带来了有妹妹的快乐。

妹妹到了四岁才会讲话,先是担心妹妹是哑巴的父母和我(爷爷奶奶已经去世),这才发现妹妹是个弱智。少年的我没有象其他有妹妹的男孩子那样的自豪感,只有在别人叫妹妹“哑巴”、“哈宝”时所有的自卑和无地自容。30多年来,父母也让我这傻妹妹给操碎了心,妹妹结婚三年后,被丈夫抛弃,离婚后带着10岁的女儿又回到娘家和父母住在一起。妹妹经常发傻脾气,发脾气时便不做事,无理取闹,有时还骂母亲。六年前,我和妻儿搬到了单位的集资楼,现在我和妻子去老街看父母时,母亲常常讲到妹妹就抹泪,说前世不知造了什么孽,碰到了这个冤家,为什么好心没好报。过后,母亲还是一样的对妹妹好,对她的傻女儿好。母亲自打嫁给父亲,就没闲过,磨豆腐、种地,还要经常受性情暴躁的爷爷的白眼和打骂,但母亲忍辱负重、任劳任怨,支撑着这个家,特别是她不计前怨,象亲生女儿一样,一年零四个月如一日护理照顾中风瘫痪在床的爷爷,在街坊邻里传为佳话,有口皆碑。

父亲退伍前就是排级干部了,却在邮电局当了大半辈子职工,直到退休。10多年前,一位与父亲一同考入46军军干校的战友给父亲写信,说他以某种理由,请老首长作证将档案里参军的时间往前改了两个月,办了离休,要父亲也去找找老首长,他也愿证明,办个离休。父亲回信谢绝了老战友的好意。他曾对我说,自从跨过鸭绿江的那刻起,就没想到会活着回来,那么多战友死在湘西和朝鲜,他们有什么待遇?和他们相比,我知足矣!这时,父亲享受的是退休工人待遇,两年后那本工人退休证才按政策换成干部的。父亲为通信事业辛勤工作30多年,干一行爱一行,60年代他主持兴建农村邮电支局,下乡都是步行,打房基下河捞石头,盖房顶进山背树木,亲历亲为,精打细算,曾经把建一个支局的钱建成了两个支局。

因为有那三个多月的“伪交警”经历,父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遭审查,还差点被打成右派,一度调离当时归军管的邮电系统,到远郊的小酒厂当机修工,也一直没能入党。但在我的心目中,父亲却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父母青春的身影只能在那些老照片中寻觅,泛黄的照片也见证着他俩前半生的桑沧。如今,他们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依然住在那条老街,守着那弄曾是豆腐店的祖屋,过着简单又平淡的日子

(原载山东画报《老照片》2012.2第81辑http://www.lzp1996.com/wqyd/20120301/677.html)

来源:双峰网(责任编辑:龚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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